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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专家
新冠疫情让纽约陷入停摆，陪审团审判无限期推迟，庭审分析公司的办公室已经几个月没有新客户上门，布尔开始担心自己还能不能付得起员工的工资、撑住这家公司。就在这时，一家名叫LDI的公司找上门来——这家公司用软件帮房东做租客背景调查，因为系统把同名或姓名相近的人误标为有犯罪记录，导致多名租客被拒之门外，LDI因此被起诉。布尔急需一桩付费案子，接了下来，却发现陪审团将以远程方式参与庭审，庭审分析公司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看不到他们的脸。这种前所未有的限制让布尔惯用的那套分析手段几乎失效。他坚信玛丽莎不想要的一位陪审员是赢下案子的关键，却说不清为什么。当案子眼看要走向和解时，布尔坚持要见那位陪审员一面——而当他真正见到对方时，眼前的人让他震惊不已。全集的最后一刻揭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整集故事，其实是布尔在感染新冠后五天昏睡中的一场梦。
TAC团队在同一桩民事诉讼中遭遇了利益冲突——本尼代表原告，查克代表被告。一位母亲起诉一名年轻艺术家，认定对方应当为自己女儿的死负责。女孩在自己的废弃建筑里收留了原告的女儿和她的男友，建筑随后坍塌，夺走了这对年轻情侣的生命。本尼和查克在法庭上各为其主，办公室里也因此多了一层微妙的张力。布尔要同时为两边设计陪审团策略，而这桩案子的核心问题在于：一个年轻艺术家收留无处可去的朋友，究竟是一种善意的举动，还是对他人安全的漠视？审判最终以一个所罗门式的折中方案收场，没有让任何一方完全胜出，却让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那个无法挽回的损失。
布尔协助查克为他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名旧客户辩护。当事人是一名女囚犯，被指控在监狱押送途中杀害了一名看守，试图越狱。检方的主张很简单：这个女人在押送车上朝看守开了枪，企图逃跑。但查克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那名看守在押送途中试图对她实施性侵犯，她是被栽赃的。案子没有目击证人愿意开口，监狱系统内部的文化又天然偏向看守的证词，查克要在陪审团面前把一个囚犯的话变得可信，难度可想而知。布尔在庭审策略上给了查克很大的空间，让他自己主导。查克最终找到了能够证明当事人清白的证据，也在这场官司中第一次真正体会到独自扛起一桩刑事辩护的分量。
圣诞节前夕，TAC接到了一桩让人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的案子。玛丽莎和她分居的丈夫格雷格因格雷格餐厅涉嫌洗钱和欺诈，被联邦法院起诉。布尔和本尼同时代表这对正在离婚的夫妻出庭，目的是确保检方无法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来互相攻击。布尔在筛选陪审员时，重点寻找那些愿意相信玛丽莎对格雷格的生意往来毫不知情的人。格雷格本人表示，只要检方撤销对玛丽莎的指控，他愿意认罪入狱三年。另一边，布尔和伊莎贝拉准备在圣诞节前为女儿阿斯特丽德举行洗礼，两人却在对这段重新开始的关系究竟要走向何方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僵局。布尔不确定要不要给伊莎贝拉一枚订婚戒指——她已经离过两次婚，第一次就是跟他。而就在圣诞节前两天，伊莎贝拉先开了口，她递给布尔一枚戒指，向他求了婚。
布尔接下了一位宗教领袖的辩护。这位牧师被控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布尔需要说服陪审团相信他是无辜的。然而调查过程中，牧师拼命隐藏的一个关于婚姻的重大秘密被揭开了，这个秘密严重损害了他在法庭上的可信度。布尔面前的问题不再是“他有没有杀人”，而是“一个在婚姻中撒了谎的人，他说的话还有没有人信”。陪审员对宗教人士往往抱有更高的道德期待，一旦这种期待被打破，反弹也会格外强烈。布尔必须在庭审中重新构建一个能让陪审团理解的故事框架——一个关于人性弱点与暴力犯罪之间本质区别的框架，否则这位牧师将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自己的秘密压垮。
布尔和查克代表一位急诊室医生出庭。这位医生被起诉医疗过失，起因是她在同一时间段内面对两名濒危患者，选择先抢救其中一人，而另一名患者最终没能挺过来。被忽略的那名患者的家属将医生告上了法庭，指控她违背了直接的救治指令。这桩案子的核心不是医生有没有犯错，而是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急诊室里，当两个人同时站在生死线上，一个医生究竟该怎样做才算“正确”。布尔在筛选陪审员时，寻找的是那些能够理解“不可能的选择”这个概念的人——那些在人生中经历过两难抉择、知道有时候无论怎么选都会有人受伤的人。查克在庭审中展现了他在刑事辩护之外的另一面，而布尔则在这桩案子里重新审视了自己对“责任”二字的理解。
布尔和本尼为一位年轻母亲进行联邦庭审辩护。她被指控协助和教唆她的极端主义丈夫实施了一起国内恐怖主义行动。这桩案子本身就极具争议，一经媒体曝光便成为全国新闻。本尼对TAC的投入开始与他正在萌芽的政治生涯产生冲突——他正在竞选地区检察官，而这桩案子的辩护立场在政治上极为敏感。布尔要在陪审团面前回答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不适的问题：一个妻子对丈夫的所作所为究竟了解多少，才算“知情”？如果她真的不知道，那她的沉默和无知本身，是否也构成了一种罪？本尼在办公室和竞选活动之间疲于奔命，而布尔则要确保这桩案子不会因为辩护律师的分心而输掉。
布尔走进联邦法院，为一位被指控窃取自己研究成果的科学家辩护。这位科学家在一家公司工作，研究出了一项突破性的成果，公司却把它压了下来，因为卖药比治病更赚钱。科学家忍无可忍，决定把自己的研究带走，公司随即以窃取商业机密为由将他告上法庭。布尔面对的是一桩涉及知识产权、科研伦理和商业利益的复杂案件。检方会把他描绘成一个背信弃义的雇员，而布尔要让陪审团看到的是：一个人对自己亲手创造的东西，究竟有没有权利决定它的去向。这桩案子触及了科学、资本和道德之间那条模糊的界线，而布尔要做的，是让陪审团站在那条线的正确一侧。
布尔动用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为一位争议缠身的新闻评论员辩护。这位评论员在节目中公开指控一名男子犯有谋杀罪，随后该男子自杀身亡，评论员因此被指责应为这条人命负责。布尔要在陪审团面前论证：一个评论员在节目中的言论，即便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是否应当受到法律的追责？这桩案子把布尔推到了一个他并不舒服的位置上——他本人可能并不喜欢这位客户，也不认同她的做法，但法律对言论的保护不应当以“我是否认同你”为前提。布尔需要在陪审团心中建立起一条清晰的界限：言论的后果，和言论的责任，是两件不同的事。
伊莎贝拉找到布尔，请求他向法院申请开棺验尸。她最好的朋友多年前去世，官方裁定为意外，但死者的儿子坚称母亲是被谋杀的。伊莎贝拉不忍心看着这个孩子带着一个无法证实的信念长大，希望布尔能帮他找到真相。这桩案子没有被告，没有庭审，有的只是一个儿子对母亲死因的执念，和一个愿意为他争取一次机会的女人。布尔在这个案子里几乎用不上他惯常的那套庭审策略，但他清楚地知道，有时候“真相”并不需要法庭来裁决，它只是需要一个被认真对待的机会。案子最终挖出了令人不安的答案，也让伊莎贝拉和布尔之间的关系多了一层关于信任与坚持的底色。
十二年前，布尔还在从事另一份工作，一桩误判案件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一个被错误定罪的囚犯让他意识到，庭审的结果往往不取决于事实本身，而取决于谁更能理解那些坐在陪审席上的人。十二年后，布尔试图为当年那个囚犯争取一次重审的机会。闪回中，年轻的布尔第一次走进法庭，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拥有读懂陪审团的天赋，也第一次品尝到体制的顽固和不公。这桩案子没有陪审团可供分析，没有策略可以施展，有的只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亏欠，和一份迟到了十二年的偿还。
布尔为一桩谋杀案辩护，被告是一位“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活动人士，同时也是当年那个激励布尔创办TAC的误判囚犯的儿子。这桩案子的棘手之处不在于证据，而在于陪审团偏见。布尔和他的团队清楚地知道，一个黑人活动人士在谋杀案审判中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陪审团——那些表面上声称公正的人，心里可能早已有了答案。布尔要在筛选陪审员时找到那些能够把“活动人士”和“被告”这两个身份分开来看的人，而他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重新面对了十二年前那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旧案所带来的全部重量。父子两代人的命运在同一套司法体系中交织，而布尔夹在中间，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
布尔接下一桩案子，客户是一位坚持要认罪的女人，即便她的律师和布尔都认为她不应该这样做。她面临的是谋杀指控，认罪意味着数十年的牢狱之灾。布尔在这个案子里几乎没有施展空间——当事人自己铁了心要走一条所有人都不看好的路。但布尔没有放弃，他开始挖她为什么要认罪，慢慢地，一个被层层掩埋的真相浮出了水面：她的认罪，本身就是一个更大的谎言的一部分。布尔要在尊重当事人意愿和阻止一场司法悲剧之间找到那个狭窄的通道，而这条路比他预想的更加曲折。
泰勒在社交媒体上注意到一个令人不安的动向：一群网民正在自发地追查一桩悬而未决的谋杀案，并锁定了他们认定的凶手。泰勒担心这种“网络私刑”会毁掉一个无辜者的人生，于是请布尔介入，试图在真正的司法程序启动之前，先找到那个在暗处操纵舆论的人。布尔面对的是一种他从未处理过的对手——不是检方，不是辩方，而是一群匿名的、愤怒的、自认为在伸张正义的人。他要在网络舆论和法庭程序之间划出一条界线，但舆论已经跑在了法律前面，而被他保护的那个人，本身也未必清白。
布尔的一位老朋友请他帮忙，一桩涉及慈善机构的欺诈案浮出水面。一个打着公益旗号的组织，在数年间从捐款人手中筹集了数百万美元，却没有一分钱真正落到了需要帮助的人手里。布尔要帮助检方拆穿这个精心包装的骗局，但案子的难点在于，主事者本人可能并不觉得自己在骗人——他真心相信自己在做一件好事，只不过好事的受益者是他自己。布尔在庭审中需要让陪审团看到，善意和欺诈之间隔着一条不能跨过的线：当你用别人的信任来喂养自己的欲望时，你的“善意”就已经不再是善意了。
本尼正在竞选纽约地区检察官，而布尔接下了前地区检察官谢尔曼腐败案的辩护——谢尔曼正是本尼想要取代的那个人。布尔深知这桩案子对本尼的竞选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接了。伊莎贝拉得知后，叫停了原定的婚礼，她无法接受布尔为了一个自己不在乎的客户，去毁掉本尼的前途。但布尔和查克最终在法庭上把谢尔曼送上了证人席，案子以一种谁都没有预料到的方式走向了结局。本尼赢得了选举，成为纽约的新任地区检察官。而在这场风波平息之后，布尔和伊莎贝拉在厨房里举行了一场小小的、突如其来的婚礼，家人和朋友围在身边，见证了这场不需要排场、只需要彼此的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