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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带领共产党不懈探索，走向成熟的伟大历程。故事以毛泽东为主的“一大代表”为视角，从1919年之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出发，以党的发展脉络为根基，展现了革命先辈们在党面临危急关头，在民族遭受危难时刻，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革命道路，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陈启航，计划将正在运营的视频制作教学账号，转作党史学习题材相关内容。第一期的故事从一百零二年前的“巴黎和会”讲起：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和谈失败，美、英、法欲将山东主权从德国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的软弱行为引发爱国人士不满；正在湖南长沙教书的毛泽东深刻感受到，羸弱的中国无法在世界立足，中国到了救亡图存的时刻。“五四”前夜，北大学生群情激奋，以张国焘、许德珩、段锡朋为主导的学生组织上街游行，披露北洋政府的“恶行”，“五四运动”就此爆发。但学生们的爱国行径遭到当局政府残酷镇压，进步学生纷纷被捕。
此时的湖南，爱国运动遭到督军张敬尧暴力镇压，毛泽东上京请愿“驱张”，但北洋政府置若罔闻，多次请愿均以失败告终；罗章龙、邓中夏前来探望暂住福佑寺的毛泽东，安慰他不能回家为父奔丧之憾。看了几期视频，陈启航好友杨易渐生兴趣，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不再坚决反对陈启航转向。陈独秀南归后，李汉俊与戴季陶前来商讨推广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事宜，受邵力子引荐，陈望道应允戴季陶翻译《共产党宣言》。李大钊创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英译谐音“亢慕义斋”命名。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非常支持，专门辟出北大西斋宿舍的两间房，供研究会使用。
1920年5月25日，吴佩孚离开衡阳，谭延闿伺机而动直逼长沙，“驱张运动”获得胜利。毛泽东心系湖南民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的启发，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希望的微光。陈望道回浙江义乌老家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完成，虽然译文不足两万字，但却花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不料发行单行本经费告急，陈独秀答应设法解决。高君曼受邀为中华女界联合会授课，在那里认识了年轻热情的女干事王会悟。陈独秀请维经斯基帮助解决《共产党宣言》的出版问题，维经斯基对此非常支持，并承诺未来还将赞助出版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资料。
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推选陈独秀为书记。成立会上，决定尽快建立其他地区党组织、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虽然它的成立只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一小步，但它却是第一步，正是这一小步，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拉开了序幕。直皖战争结束，李大钊回京，得知上海党组织已经成立，便立即开始与北大青年教师张申府等人物色北京方面的入党人选，亢慕义斋的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等成为优先考虑对象。刘伯垂联络在武汉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的陈潭秋、董必武、包惠僧等人，一致决定，尽快建立武汉党组织。
毛泽东、杨开慧收到法国来信，得知向警予与蔡和森已组成“向蔡同盟”，毛泽东向杨开慧表明了自己反对旧式婚姻的观点，杨开慧自然是十分赞同。文化书社一炮打响，毛泽东又立即着手联络各界人士，计划创办俄罗斯研究会，以践行马克思主义和俄式革命的经验。上海，共同编辑《共产党》月刊的李达与王会悟，感情不断升温，高君曼积极为二人牵线。青年团作为党的后备力量，队伍不断壮大，共产国际表示愿意接收优秀青年赴俄学习。北京亢慕义斋讨论党纲草案时，黄凌霜因坚持无政府主义而退党，会议不得不中断，《劳动界》周刊也面临重新分工。
这一次，双方都冷静了下来，马林指出，中国各地成立了党组织十分了不起，问题在于缺乏统一指挥，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召开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建立党的中央机关，统一领导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并承诺帮助解决经费问题。李汉俊、李达立刻着手通知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王会悟自告奋勇，负责统筹安排会议各项后勤工作。毛泽东与何叔衡接信后，立即动身前往上海参会，此时毛泽东已与杨开慧结婚，二人依依惜别。李大钊因为要替北京的教职人员索薪，实在无法抽身，最终，北京党组织推荐张国焘、刘仁静参会。在广州，陈独秀为建校批款奔波，派包惠僧作为代表前往上海，另一位代表是新婚不久的陈公博。陈公博心思活泛，携妻子李励庄同往。
“一大”第五次会议召开，陈公博与包惠僧等人因为“党员能不能做官”的问题而发生激烈争执，闷闷不乐，李励庄劝他放宽心胸，未果。另一边，租界巡捕队伍发公告取缔集会，巡捕程子卿发现李汉俊家正在集会，各地代表紧急撤离、四散，其中一部分代表聚到陈独秀家讨论下一步计划。李汉俊家遭到搜捕，选择留守的陈公博被吓得不轻。李汉俊巧妙应对，危机暂时解除。当晚周佛海因身体原因留在博文女校，没有参会，深夜，毛泽东悄悄潜回宿舍，带去了代表们决定中止会议、等待进一步安排的消息。陈公博在外绕了几圈才回到旅社，仍心有余悸。
百年后的今年，陈启航和杨易再次来到“一大”会议旧址南湖畔寻访，追寻中国共产党人淬炼思想、锤炼意志、坚守信仰的精神密码。中共“一大”召开后仅一个多月，陈独秀从广州辞职回到上海，开始履行中央局书记的职责。高君曼对陈独秀的突然回归又惊又喜，她希望陈独秀今后能多抽时间陪伴孩子们成长，陈独秀欣然应允。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决定借船山中学的空房办自修大学，鼓励青年独立思考、自主研究。与此同时，中共湖南支部的选址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最终落户清水塘。陈独秀得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日常运营和《劳动周刊》创刊要由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勃然大怒，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自己解决发展的问题，不该依靠外力，与会者张国焘、李达等试图解释，未果。
这年秋天，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江西安源煤矿。亲眼目睹煤矿工人生活的疾苦后，毛泽东找到在矿场做段长的族叔，表达了在安源建校办学的想法。通过族叔家工友张竹林介绍，毛泽东与煤矿工人在路边酒摊聊天，试图宣传进步思想时却碰了“软钉子”，他发现，工人们虽然“日子过得不如狗”，但却大多抱有“认天命”的想法，不愿主动改变生活境遇，更不愿付诸实践。第二天，毛泽东不顾劝阻、下窿考察，切身体验了矿工的艰辛。在上海，因为舆论压力与家人决裂的杨淑慧，来到陈独秀住处找周佛海。原来周佛海在老家已有婚配的事实被报社揭发，杨淑慧父亲得知后盛怒，执意要解除女儿与周佛海的婚约。
蔡和森等人向陈独秀讲述了在法国抗争失败一事，经过这几次斗争，已经有人对无政府主义失望，转而倾向马克思主义了。蔡和森和李立三决定追随陈独秀为党工作，明年七月将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蔡和森留在上海，李立三拿着陈独秀的一封介绍信去了湖南长沙。毛泽建正和杨开慧做午饭，李立三便来了，毛泽东与李立三已经有两年多没见，二人是老朋友了，一见面就说起了长沙工作的情况，眼下他们正在准备一次游行，会有数千工人参加。杨开慧准备加菜，毛泽建很好奇来的人是谁，杨开慧说他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毛泽东想让李立三去安源工作，也许可以借助留洋经历和矿上有共同话题，争取合法地公开活动。为了和工人兄弟们更好的打交道，毛泽东给李立三改了新的名字，叫李能至。
1922年8月9日，法租界当局以“宣传布尔什维克”为由，再度将陈独秀抓捕入狱，共产党内和社会各界的营救行动随即展开。8月18日，陈独秀获释，却没有回家，而是暂居旅社。高君曼对此颇有感慨。自从上次入狱后，她的身体每况愈下，也常常与陈独秀发生争执，二人因此渐行渐远，怕是要就此分开了。李大钊来上海拜访陈独秀，劝他务必要为党组织保全自己，谈及国共合作的问题，陈独秀持反对态度。不久后，“西湖会议”在杭州召开，由于马林从共产国际带回了“尚方宝剑”，陈独秀不得不与他就“国共合作”达成基本一致，但陈独秀仍坚持必须保留共产党的独立性、自主性，并要求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
刘少奇赶回长沙汇报了粤汉铁路罢工情况，毛泽东说组织上打算派他去安源，安源大罢工的指挥他在明，李能至在暗。安源情况很复杂，毛泽东嘱咐刘少奇要让李能至去二线，也要维护社会安全。安源大罢工是为了改善工人们的境遇，但社会上大多数人不太了解，所以斗争口号尤为关键，要哀而动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商定后，将口号定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安源大罢工历时五日，没有发生一起流血事件，工人秩序井然得到了社会的同情，煤矿也终于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十三项条件。
3月，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此时李大钊被北洋政府通缉，也在上海暂避，而陈独秀已到达广州，中央机关也计划迁往广州。不久后，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全国党员不断增长，出席代表达近40人，初具规模。会议再次围绕国共合作的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代表们的意见针锋相对。毛泽东指出，应该将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吸纳到革命中来，国民革命如果没有农民参与，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会后，毛泽东与蔡和森、向警予意犹未尽，三人回顾了新民学会一路走来的历程，誓要将新民学会“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坚持到底！
李达觉得自己不如做一个党外的支持者，但他的信仰是不会变的，王会悟支持他。李达选择脱党，但没有脱离革命，他始终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湖北的情况不容乐观，陈独秀建议湖北同志先韬光养晦。董必武说起湖北国民党，组建党部难度很大，毛泽东表示湖南也是这个情况。国民党内部许多人对共产党充满猜忌，真正想要推行国共合作何等艰难，但孙中山已经决心改组。董必武希望把包惠僧和陈潭秋调回武汉，陈独秀说包惠僧妻子怀着孕还有事情没有处理好，已经决定把他调回武汉，至于陈潭秋，陈独秀需要再想一想。
不久后，张国焘夫妇被营救出狱。包惠僧准备离开上海，毛泽东最近身体不是很好，因为工作太多忙得力不从心，不过组织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把杨开慧接过来。广州。周佛海来见戴季陶，等了许久才见到他，戴季陶曾给他写信让他来做中央宣传部秘书，不过黄埔军校就要开学了，周佛海就在共产党内人才名单上。不过到底去哪里还是要看周佛海的意思，戴季陶说做秘书每月能有两百块大洋，黄埔军校那边远远低于这个数字。戴季陶问起包惠僧，说他脾气莫名其妙，周佛海表示他这个人做事还是很认真的。戴季陶并不认可中共合作，对共产党也有些敌意，周佛海连忙表示自己写的文章纯粹是为了赚稿费。这两年在日本，周佛海的生活过得很拮据，也很需要这个职位，戴季陶劝他以后少发表政治上的言论。
毛泽东独立橘子洲头，写下《沁园春·长沙》，他坚相农民阶级可以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革命力量。在清水塘的一次聚餐中，他与何叔衡、郭亮等人话别，即将前往广州工作。此前，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遭国民党右派枪杀，广州局势十分复杂，国民党内的分化趋势已不可避免。陈独秀主张退出国民党，但共产国际没有批准。这时的陈独秀已经结束与高君曼十五年的婚姻，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搬到了南京。正在东征前线的周恩来深夜拜访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原来蒋介石向他索要黄埔军校和革命军中共产党员，以及所有跨党党员的名单。在陈延年和周恩来的建议下，鲍罗廷决定撤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全部共产党员，另组国共合作的军队。
这年8月，因为邓中夏与李启汉妹妹李惠馨的婚礼，毛泽东、杨开慧、周恩来、邓颖超、刘少奇、何宝珍三对夫妇及陈延年齐聚一堂。众人举杯欢庆，坚信中国未来的道路会越走越光明。婚礼后，革命者们四散东西，各自奔赴新的战场。不久，北伐军攻克湖北全境，国民革命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中共中央也从上海迁至武汉，一边是前方战场的节节胜利、捷报频传，而另一边，国共双方的政治分歧，也随着北伐进程而愈演愈烈。1927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掐灭北方的革命火种，逮捕了李大钊。毛泽东、罗章龙、邓中夏等人正在商讨营救对策时，接到了上海爆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
这年5月，中共“五大”召开期间，李大钊英勇就义的噩耗传来。“马日事变”爆发后，毛泽东彻底认识到，已经血流成河了，不能再这样任人宰割！他主张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但陈独秀却不愿放弃忍辱负重求团结的老路。二人因此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在毛泽东看来，要完成革命，所能依靠的力量就是工人，就是农民，就是革命群众，这其实也正是他与陈独秀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南京政府成立后，周佛海从武汉前去投奔，不料动机遭到怀疑，被捕入狱。出狱后，他对戴季陶表了一番衷心，很快就成了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起义于8月1日按期举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六天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也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实生活中，林帆、杨易、刘双喜和陈启航终于在线上“会面”了。他们感慨革命之不易，所谓 “大浪淘沙，始见真金”，在岁月和时间的荡涤之下，总有些底色是始终不变的。“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到湖南组织秋收暴动，目标是打下长沙、建立革命政权。他与杨开慧依依惜别，彼此鼓励。
10月中旬起，他们开始沿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战，发动土地革命，在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胡宗铎率“西征军”进驻武汉前夕，在国民政府湖北省政府任职的詹大悲、李汉俊决定营救在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唯一的办法，是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帮忙。李书城认为此事过于草率，坚决反对，但李汉俊表示早已想清楚了，如果真能救那些关在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出来，以一换百，值了。为了保存革命火种，朱德率部加入故交、国民党将领范石生麾下，部队转战江西上堡，听闻毛泽东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特派毛泽东之弟毛泽覃上山建立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