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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下，习仲勋义无反顾投身革命，在渭华起义鼓舞下，领导“两当兵变”。历经磨砺，他与刘志丹、谢子长等开辟陕甘革命根据地，但受杜衡极左错误路线影响，险遭厄运。生死关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拯救了陕甘红军。抗战爆发后，党中央以陕甘根据地为出发点，领导敌后战场。习仲勋承担艰巨任务，保卫边区南北大门，获得群众的拥护，毛泽东赞其“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抗战胜利，国民党挑起内战，习仲勋协同彭德怀指挥延安保卫战，“三战三捷”，为战略决战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习仲勋继续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为大西北建设作出重要的历史功勋，不久后，他调任中央，依依不舍挥别西北群众。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陕西富平各校师生组织悼念李大钊的爱国活动，14岁的共青团员习仲勋积极参与其中，得到老师严木三的赏识，但因年龄不够，未能正式入党。6月，冯玉祥开始在陕西“清党”，马鸿逵威逼利诱想要拉拢刘志丹，遭到拒绝。10月，陕西清涧起义震动了三秦大地，影响深远。1928年初，习仲勋考入三原的省立三师。
习仲勋等三师学生在武廷俊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爱国运动。反动的训育主任魏海借助“巴豆事件”抓捕了习仲勋等9名爱国学生。狱中，习仲勋坚持斗争，并正式入党。1928年5月，刘志丹等领导渭华起义，声势浩大。6月，习仲勋等被捕学生被送往西安军事裁判处，在狱中听到了渭华起义及刘志丹等革命者的故事，备受鼓舞。
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同情爱国学生，释放了习仲勋等学生。回到家中，父亲习宗德身体每况愈下，不久即离世。1929年，陕西大灾，瘟疫横行，习仲勋的母亲也在这一年离世，习仲勋作为家中长子，扛起了照顾家中弟妹的重担。刘志丹回到陕北，和谢子长等秘密开会，决定要用“三色理论”继续发展革命力量。1930年春，17岁的习仲勋受组织委派，前往驻在长武的西北民军，秘密开展兵运工作。
在长武军营，习仲勋和李秉荣、李特生等积极团结下层士兵，壮大组织。省委习仲勋等商议，决定利用部队换防的机会发动起义。1932年4月初，部队到达两当县城，在省委特派员刘林圃、习仲勋等领导下，两当起义爆发，起义部队决定北上找刘志丹。两当起义的部队不断遭遇反动武装的围追堵截，境况艰险。习仲勋被派去寻找部队过河的船只，不久即听到起义部队被打散的消息，悲痛欲绝。
习仲勋回到富平匆匆见了叔父一面，辗转一番后，通过同乡周冬至得知红军游击队就在照金，决定去找刘志丹。在照金，习仲勋先后见到了谢子长和刘志丹，重新找到了党组织。在照金，刘志丹和习仲勋促膝长谈，总结经验教训。刘志丹鼓励习仲勋失败是成功之母，下一步还是要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民团“围剿”照金，习仲勋带领特务中队坚守根据地。
由于队伍中出了叛徒，游击队只得退往渭北根据地，并与黄子祥、黄子文等坚持斗争。1933年初，习仲勋奉调返回照金，到红二十六军工作，得知刘志丹等被“左”倾的政委杜衡撤销了职务，十分不解，刘志丹反而宽慰习仲勋，团结第一。习仲勋、金理科和李妙斋决定将薛家寨作为发展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的基础，遭到杜衡批评。随后，刘志丹和习仲勋等内外线结合，粉碎了反动派的又一次“围剿”。
在反“围剿”的战斗中习仲勋负伤，被老乡李老栓所救。杜衡看望重伤的习仲勋，并坚持要带领部队南下渭华地区，习仲勋坚决反对，让杜衡失望。红二十六军会议上，杜衡蛮横地通过了部队南下的决定。杜衡率红二十六军南下，遭遇敌人重兵围堵。杜衡怯战，溜之大吉，刘志丹只得带队伍进入秦岭山区，保存力量。
因叛徒出卖，陕西省委在福盛楼开会时被国民党特务突击抓捕，杜衡等被捕叛变，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危急时刻，王泰吉部、红四团、耀县游击队汇聚照金，但因为缺粮，矛盾暗涌。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会议，解决几支武装的统一领导问题，黄子祥等虽有不同意见，但被习仲勋等说服，几支武装最终形成了统一的领导。
三支武装最终形成合力，打退了前来“围剿”的反动民团。此时，刘志丹、王世泰等也终于回到了照金，陕甘边革命形势迎来转机。刘志丹、习仲勋等总结红二十六军南下失利的缘由，决定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开展三路游击区，随后刘志丹率部队跳到南梁地区，习仲勋等坚守照金。包家寨会议后，红四十二师在南梁打开了局面。习仲勋也来到南梁，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和群众打成一片，建立健全了基层党组织。
国民党民团疯狂抓捕刘志丹的家人，习仲勋派人将他们救回。刘志丹和家人匆匆见了一面后，再次踏上战场。1934年7月，谢子长率领的陕北红军和陕甘边红军在南梁会师。随后，谢子长在清涧反“围剿”战斗中受重伤。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当选主席，并和刘志丹等亲密合作，制定了十大政策，不断发展壮大苏区。
1935年2月，谢子长牺牲前，刘志丹前去看望，二人长谈，决定要尽快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联合起来，壮大陕甘红军和根据地。国民党军对南梁大举“围剿”，习仲勋单枪匹马吸引敌人，与刘志丹配合，转移群众，牵制敌人。顾林等受“左”倾路线影响的同志，在南梁一带开展查田运动，出现错定成分的问题，习仲勋等发现后及时制止。1935年9月，陕甘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师，组成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劳山战役的胜利。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毛泽东从报纸上发现了陕北红军的消息，最终决定到陕北去找刘志丹。
顾林等奉命对陕甘苏区党政军机关展开错误“肃反”，审讯刘志丹、习仲勋等高级干部，陕甘苏区形势危急。刘志丹、习仲勋等被关押，绝望中，刘志丹鼓励大家要相信党。1935年10月下旬，毛泽东等率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及时制止了错误“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被释放。1936年2月，刘志丹率红二十八军东征。
在三交镇的战斗中，刘志丹不断靠前指挥，侦察敌情，不幸中弹牺牲，装殓在一口薄棺 中，被军民抬回了保安。在环县工作的习仲勋得知了刘志丹牺牲在东征前线的消息，策马东驰，宣泄悲痛。1936年9月，习仲勋被中央派往旬邑，担任关中特委书记，几个月时间就打开了局面。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国共联合抗日，八路军准备东渡黄河。习仲勋从关中征兵，补充到了一二〇师，并见到了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等人。随后到富平家中，匆匆见了叔父和妹妹一面后，返回旬邑，投入工作。
1939年初，国民党开始“防共、限共、反共”，不断制造磨擦。5月，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和魏海沆瀣一气，命人阻止八路军荣校伤员过境，并打死打伤多名荣校人员，制造了“旬邑事件”。习仲勋等人和魏海谈判，义正词严，据理力争，揭穿了顽固派的阴谋，怒斥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面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西北局要求关中分区积极组织运盐。群众在运盐中遇到难题，习仲勋积极帮助解决。
国民党顽固派步步紧逼，不断制造磨擦。习仲勋带领关中军民，坚持有礼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斗争，保护鲁师等师生搬迁，解决普通群众家中遇到的难事。大生产运动中，又因地制宜，积极组织民众运盐，促成关中分区边币流通循序渐进，发展经济。1942年7月，习仲勋离开了工作六年的关中分区，奉调前往延安。1942年秋，西北局高干会议讨论陕北错误“肃反”问题，习仲勋在会上大胆发言，指出“左”的错误给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危害。
西北高干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为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王震、习仲勋等22人予以奖励。毛主席为习仲勋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随后，习仲勋前往绥德，担任地委书记。赴任伊始，习仲勋就前往郝家桥村积极调研，和群众打成一片，并树立了刘玉厚等典型，鼓励大家搞好生产。齐心等延安来的调干生进入绥德师范工作后不久，顾林等在绥师开始了审干运动，形势变得紧张。顾林等在绥师的审干工作中，出现了过火走偏的现象，习仲勋及时回到绥师召开大会，正告顾林，希望过去的错误不要再现。
顾林变本加厉，进一步对部分师生采取逼供信的做法，习仲勋和宋养初、齐心等及时保护了被审讯的聂眉初、刘国秀等，承诺师生一定会把事情搞清楚，还大家清白。习仲勋要求顾林等人尽快停止逼供信的错误做法，并邀请边保的布鲁同志调查真相。随即，习仲勋又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反映绥师出现的情况。毛主席知悉后，郑重表示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平反大会上，习仲勋给受冤师生恢复名誉。
在解决绥师审干问题的工作中，习仲勋和齐心逐渐加深印象。不久，齐心率工作队下乡，工作之余，开始和习仲勋相互通信，更增进了彼此了解。习仲勋和齐心深入交流各自的成长经历。齐心写了自传，回忆自己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相似的革命经历让他们的心越走越近。宋养初鼓励二人尽快向组织申请结婚。齐心的姐姐齐云也在百忙中见了习仲勋一面。
1944年4月28日，习仲勋与齐心在九贞观结成伴侣，婚礼简朴又温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胡宗南部利用“淳化事件”大举进攻关中分区，占领了爷台山。国民党军进攻爷台山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遵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指示，成立了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1945年8月8日，爷台山反击战打响。
经过一夜的战斗，在李老栓等群众、民兵和游击队的协助下，联防军最终打退了进犯的顽军，保卫了边区。1945年10月，习仲勋奉调担任西北局负责人，主持工作。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中原部队开始突围。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中原部队李先念部、王震部分为两路向西突围，进入陕南。毛主席写信给习仲勋，让西北局接应中原部队，帮助中原部队在陕南一带建立根据地。王震率三五九旅躲避追击，沿秦岭西进，生存条件十分艰难，西北局派出刘懋功的游击队前往接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