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1934年至1937年为时代背景，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战略转移讲起，全景展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多路红军的长征历程。
1934年，民族危亡之际，日军侵华野心愈盛、国家岌岌可危，蒋介石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调集百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围剿”，以堡垒战步步紧逼中央苏区。在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但前线危机依然不断加剧。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独断专行，博古对其盲目支持，执意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毛泽东遭到空前排挤，博古提出由张闻天接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进一步剥夺了毛泽东的实权。二苏大开幕阅兵仪式，博古发表乐观讲话，福建事变失败的消息传来，中央红军错失打破第五次“围剿”的良机，众人痛心疾首。夜间，周恩来与毛泽东单独谈话，二人以“顾全大局，齐心为党”共勉，坚定革命信念。
红军烈士纪念塔落成，朱德庄重致辞，深情缅怀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的红军先烈，号召军民踏着先烈血迹前进。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打响。博古、李德坚持“堡垒对堡垒”的打法，导致红军伤亡惨重。毛泽东心痛之余却无力扭转战局，前往会昌开展调查研究。广昌战役失败。彭德怀怒斥李德纸上谈兵，“崽卖爷田心不疼”，道出全军心声。此时，国民党军从三面压缩苏区。共产国际的复电模棱两可，博古、李德被迫提出战略转移。6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力主尽快向西突围、转入外线运动作战，遭到李德否决，仅计划派出红七军团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红六军团到湖南中部地区，并成立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
1934年7月，革命局势愈发严峻。红七军团、红六军团先后奉命出发，踏上远征之路。与此同时，蒋介石从叛徒孔荷宠处得知红军情况，加紧“围剿”部署。毛泽东在困境中依旧心怀革命信念，登临会昌岚山岭，赋词《清平乐・会昌》，留下经典名句“风景这边独好”。8月，驿前战役失败，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彻底破灭，战略转移已成唯一出路。毛泽东与妻子贺子珍、幼子毛毛住进云石山古寺。居住期间，他与张闻天彻夜长谈，两人摒弃过往分歧，达成思想共识。毛泽东察觉前线危局，主动前往于都开展实地调查。中央领导层收到共产国际复电，批准红军主力战略转移计划。周恩来安排与粤军陈济棠谈判事宜，并委托在于都调查的毛泽东提交当地详尽报告。
于都，毛泽东深夜赶写调查报告，因连日劳累过度，身患恶性疟疾，突然晕倒。同时，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公布“铁桶计划”，妄图一举摧毁中央苏区。先行西进的红六军团占领贵州黄平旧城，萧克在传教士薄复礼帮助下，将法文版贵州地图翻译成中文，这段情谊也成为长征中的一段佳话。瑞金梅坑，博古、李德拟定留守苏区名单，竟将毛泽东列入其中。周恩来坚决反对，最终博古划去毛泽东名字。此时，地下党员项与年带来蒋介石即将全面进攻中央苏区的绝密消息。博古、李德被迫放弃原定计划，决定提前实施战略转移。毛泽东与妻儿告别，踏上远征行程，不久后贺子珍也奉命出发，二人自此与毛毛骨肉分离，再未相见，成为革命岁月里一段刻骨铭心的遗憾。
中央红军在于都河畔架设浮桥，毛泽东带病参与，与前来道别的瞿秋白互相勉励，坚信革命终将胜利。10月17日至20日，八万六千余红军带着大量辎重渡过于都河，踏上万里长征的艰难征途。行军队伍臃肿混乱，严重拖累行军节奏。董必武、徐特立等“四老”与毛泽东相遇，众人对红军去向深感迷茫。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迅速调兵，实施围追堵截，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集中央军、湘军、桂军、粤军、黔军各部，企图将红军彻底歼灭。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在印江县木黄镇胜利会师。贺龙结合实际情况，主张合兵一处向湘西发展，以策应中央红军，得到任弼时等人一致赞同。中央红军以伤亡三千七百余人的代价突破粤军布设的第一道封锁线。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洪超冲锋陷阵，壮烈牺牲，成为长征中首位牺牲的师长。
中央红军抵达湖南汝城，李德、博古决定沿赣粤、湘粤边界快速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毛泽东直言西进路线沿红六军团旧路，极易被敌军预判，建议放弃西进，北翻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到有群众基础的地区寻机歼敌，甚至伺机打回中央苏区。但他的主张遭到李德嘲讽和博古否决。行军途中，三位女红军借宿沙洲村老乡家，临行前把仅有的一床棉被剪成两半，将半床被子赠予老乡。11月初，红七军团抵达江西德兴重溪，与红十军会师，合编为红十军团，开启外线作战。艰难行军的中央红军对前路茫然，许多随队的挑夫闹着回家，令刘英苦恼不已。此时，远在甘肃庆阳南梁的荔园堡，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21岁的习仲勋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
年轻的习仲勋发表就职讲话，号召陕甘边区军民团结一心，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把陕甘边区的工作推向新的高潮。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占领宜章县城。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布设新的“围剿”计划，以潇水、湘江、漓水为天堑，调集湘、粤、桂、黔重兵，在湘江布设第四道防线。宜章县城，李伯钊、钱壮飞及宣传队员上演活报剧《为谁去打仗》，深深触动在场群众。与此同时，国民党军攻占瑞金，原中央苏区陷入浩劫。鄂豫皖省委在河南光山县花山寨召开会议，决定根据中央指示，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进行战略转移。会后，徐海东主动让贤，力荐黄埔出身、经验丰富的程子华担任军长，自己甘任副军长。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踏上漫漫征途。
湖南道县，毛泽东再次向李德、博古警示危险，遭到否决，毛泽东愤懑地离开。在街边，他主动帮年轻的战士们写家书，望着这些即将面临险境的年轻生命，心急如焚。蒋介石严令湘军、桂军对进合击，在湘江两岸布下重兵陷阱。广西灌阳文市镇，中革军委召开会议，李德下令各军团构筑防线、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渡江，毛泽东闯入会场，再次强烈反对渡江，提议沿江南下威逼桂林，利用蒋桂矛盾掌握主动，再择机渡江或转至湘中。但李德、博古固执己见，拒绝采纳建议。红一、三、五军团按照军委部署分赴脚山铺、光华铺、新圩等阵地构筑阻击防线。红三十四师受命担任全军后卫，师长陈树湘立下血战到底的誓言，尽显悲壮。惨烈的湘江战役就此打响，各军团为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过江，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了生死血战。
湘江战役进入最惨烈阶段，中央红军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危急时刻，李德、博古陷入慌乱，周恩来、朱德果断下令舍弃辎重、加速渡江。光华铺阵地，军团长彭德怀得知连失沈述清、杜中美两位团长，强忍悲痛严令死守，务必保障渡江通道。新圩阵地，红三军团五师在李天佑、钟赤兵指挥下，率部跃出战壕白刃搏杀，屡次击溃敌人攻势。脚山铺、尖峰岭一线，红一军团伤亡惨重。红五团政委易荡平战至重伤，为不拖累战友毅然自尽。陈树湘率红三十四师阻击国民党中央军四个师，双方已激战三天三夜，师政委程翠林等大批指战员牺牲。1934年12月1日晨前，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直属机关全部渡过湘江。但此时湘江东岸仍滞留八个师的部队，红五、八、九军团大部尚未过江，敌军猛攻渡口，整体战局依旧极度危急。
湘江战役战况危急，张闻天、王稼祥痛斥错误指挥，毛泽东目睹湘江血染，痛心不已，他手书自己的词作《菩萨蛮・大柏地》送到军委指挥部朱德手中。朱德则解读诗词深意，点明要秉持向死而生的信念绝境求生。军委向各前线部队下达死战命令，号召全体将士向死而生，发起决战，掩护主力渡江。战后的湘江两岸尸横遍野，中央红军由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目睹惨重伤亡，博古悲痛欲绝，险些举枪自尽，被聂荣臻及时拦下。蒋介石趁红军元气大伤，火速重新部署兵力，对突围后的红军展开全面追击堵截。湘江东岸，幸存的红军小战士谢兴国被民团追击，躲入耳木洞，遇上彭光文、蔡忠等一众失散伤员，众人组建起湘江独立连。
1934年12月，主力红军转入桂北山区行军，毛泽东叮嘱邓小平办好《红星》报提振军心，邓小平以“跟着走”道出全军将士的赤诚。谢兴国怀揣战友们的期盼与嘱托，携带连队花名册，一路奋力追赶大部队。在躲避巡逻民团时意外发现树林空地上遍布牺牲的红军战友遗体，他强忍悲痛，与百姓一同安葬了这些战友。12月10日，红二十五军在陕西丹凤县庾家河召开会议，决定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会议期间遭遇突袭，激战中徐海东、程子华先后身受重伤。红二十五军顽强打开西进通道，转入鄂、豫、陕根据地创建阶段。中央红军抵达湖南通道县城，李德、博古依旧执意按原计划北上湘西。12月12日，周恩来提议召开紧急会议，并力邀毛泽东参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向贵州转兵的计划。
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众人的支持，博古最终妥协，同意部队先入贵州寻机机动，但仍未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攻占贵州黎平。与此同时，红二、六军团的贺龙、萧克决定巧用围魏救赵之计，继续开展湘西攻势，牵制敌军主力。贵州军阀王家烈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得知红军转兵贵州，迅速调整部署，调派中央军入黔布防，企图就地围堵红军。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博古依旧坚持北上湘西的错误路线，遭到众人反对。毛泽东结合实地情报，主张放弃原定计划，西进黔西北、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根据地得到众人支持。会议最终通过新的战略决议。会后，周恩来向李德传达决议，李德拒不接受，还出言污蔑中共领导集体，引得周恩来严词驳斥。
夜色中的黎平古城，街巷内满是鲜活的烟火气息。二局战士魏月樵正在教当地孩童识字，毛泽东漫步街巷，见此情景倍感欣慰。他与贺子珍听着铃铛声而思念起毛毛，二人在艰难征途里相守慰藉。黎平城外，战士们清理沉重辎重，湘江战役牺牲战友的伤痛再度涌上心头，众人触景落泪。炊事班院内，郭山林向战士们讲起儿子惨遭地主迫害离世的悲惨故事，引得众人唏嘘不已。周恩来看望生病的邓颖超，二人温情相伴。连日不眠不休的周恩来陪着驻地孩童说笑时竟沉沉睡去，邓颖超满心疼惜、悄然落泪。刘伯承离开五军团重返军委，董振堂为他送行，二人依依惜别。与此同时，红二、六军团在桃源重创湘军，何键唯恐长沙失守，不顾蒋介石命令，紧急抽调兵力回援。
南昌行营内，蒋介石看穿各方心思，一边安排薛岳抢占贵阳把控黔地，一边派贺国光入川布局，企图借机掌控西南各省。中央红军向黔北挺进，直逼乌江东岸。党内军事分歧再度爆发，李德、博古公然反对黎平会议决议，并提出重开政治局会议，审议黎平会议决议。周恩来、朱德决心一定要巩固住黎平会议的成果。12月31日夜，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李德以湘江战役为戒，极力反对渡江。毛泽东据理力争，从敌情、部队休整、战略主动权三方面阐明渡江的可行性。会议最终通过决议，重申黎平会议战略方针，取消了李德独断的军事决策权，确定强渡乌江、向遵义进军的目标。按照部署，红四团作为先锋，连夜组织战士乘竹筏偷渡乌江失利，毛振华等五人不知所踪。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偷渡乌江失利，工兵专家判定江面无法搭建浮桥，渡江陷入困境。危急之际，毛泽东结合实地勘察，吸纳工兵战士与当地百姓建议，确定了搭建浮桥的创新方案。军委迅速调整部署，由刘伯承亲临前线坐镇指挥，安排先锋团正面强渡，工兵部队同步推进架桥作业，双线配合、协同作战，前日失踪的毛振华等人突然现身，突袭敌军，赵章成用仅有的四发炮弹击溃敌军，最终红军攻克了乌江天险，江上浮桥顺利贯通。1935年1月7日，乘胜挺进的红六团巧用战术、智取遵义。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城，得以短暂休整，召开突破乌江英模表彰大会，毛振华荣膺三等红星奖章。朱德在大会上深情缅怀湘江战役中壮烈牺牲的战友。贵州贵阳城内，黔军王家烈面对红军占据遵义束手无策，只盼得薛岳尽快回黔增援。
溪口，薛岳向蒋介石密报黔军弊病与王家烈的异心，二人敲定围剿部署：以黔军试探性进攻遵义，调川、滇、湘各路军阀合围，同时稳固贵阳防线，企图将立足未稳的红军困死在遵义。遵义城内，一派军民同心的祥和景象：红军沿街开设货币兑换点，一系列举动打消了商贩、群众对红军的怀疑，纷纷前来兑换苏币。魏月樵继续开办列宁小学，免费教孩童与群众识字。郭山林带着苟伢子品尝当地美食，温情画面尽显军民鱼水情。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推进，确定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主报告，周恩来作军事副报告。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连夜商议，决定由张闻天代表众人阐述观点。另一边，博古告知李德即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消息，二人准备应对质疑。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在柏辉章公馆二楼正式开始。首先通过了前往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随后博古作主报告，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归咎于敌我力量悬殊等客观因素，回避主观军事指挥错误，引发众人不满。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主动承担军事失误的责任，直指错误战术是战败主因，态度诚恳赢得大家认同。现场争论渐起，张闻天起身发言，直言博古的报告存在根本性错误，严厉批判博古、李德独断专行、压制不同意见的错误领导方式。李德拒不接受批评，依旧迷信苏联军事经验，反倒指责红军指战员缺乏军事素养与牺牲精神，还以共产国际施压，彻底激怒众人。毛泽东起身发言。他条理清晰地列举多场血战的惨烈伤亡数据，细数红军将士一路走来付出的惨痛牺牲，深刻戳破了错误军事路线的核心弊端。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博古、李德犯下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三大错误，并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四大特点，重温游击战、运动战的成功战术，回顾前四次反“围剿”以弱胜强的实战经验，有理有据阐明符合国情的作战思路，赢得多数干部由衷认同。会议间隙，多条支线同步展开，转战在全国各地的各方红军虽不知遵义会议详情，却都在困境中坚持战斗。次日清晨，防空哨误将飞鸟认作敌机，会场上演一场虚惊，毛泽东借此说出了本场会议的核心：如果依据错误的判断作出错误的决策，那革命如何能够成功？王稼祥抱病挺身发言，郑重提出撤销“三人团”、解除博古与李德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主持军事工作的主张。博古一时难以决策，宣布休会。
1935年1月17日，历时三天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蒋介石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却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指示贺国光借剿共逼迫刘湘出兵，借机让中央军渗透四川，双方表面合剿，实则互相猜忌。中央红军告别遵义百姓，向土城方向进发。陈赓获知自己恢复党籍，激动万分。新任红四团团长黄开湘向军委首长报到。年轻医生龙雨勤遇到一名少年求助，得知桑木垭数十名乡亲染上伤寒，已有多人病故。心系群众的龙雨勤征得贺诚同意后，随少年进山救治病患，承诺诊治完毕立刻追赶大部队。在松坎红四团驻地内，团长耿飚即将调往师部，与搭档许久的杨成武和战士们难舍离别。
1935年1月中旬，红十军团主力在德兴县境内被敌军截断，先行突围的部队仅有八百余人。粟裕率队奋勇冲杀，以惨烈代价拼死突破敌人层层封锁线，成功突围，辗转返回闽浙赣苏区保存革命火种。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等人则相继被俘，最终英勇就义。川军抢先占领赤水县城，尾追而来的川军郭勋祺部距离红军已不足一日行程。毛泽东决定在此设伏，由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五军团，围歼尾追之敌。战斗打响后，红军很快发现情报出现偏差，川军兵力远超预估，防线频频告急。朱德不顾众人劝阻，亲自带领干部团奔赴战场指挥作战。战斗胶着之际，军委二局终于破译敌方密电后查明，当面川军实为九个旅，远超战前预判兵力。中央紧急开会，毛泽东果断提议放弃原定北上渡江计划，西渡赤水、向古蔺南部机动。
